Saturday, July 0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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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在甕安民眾鋌而走險的背後
(《蘋果日報》，05/07/2008)
一個女學生的死亡 (官方說法是溺水自殺的民事案件，民間說法是姦殺的刑事案件)，為甚麼會演變成震驚海外的「甕安事件」？為甚麼那麼多與受害人無利益關係的民眾參與其中，甚至憤怒到焚毀縣公安局和縣政府大樓？
沒有適當釋放渠道
事件曝光後，為甚麼總會出現官方版本和民間版本的截然不同？為甚麼官方總是利用壟斷權力進行黑箱操作、單方面公佈案情，並用「少數別有用心者的煽動」和「不明真相的群眾」來解釋？為甚麼群情激憤的網絡民意不相信官方版本，而是幾乎一面倒地站在受害者一邊？
首先，「甕安事件」並非孤立的現象，而是一系列同類事件所積累的民怨爆發。在此之前，連續發生過「黃靜案」、「高鶯鶯案」、「楊代莉案」，其共同的特徵是：花季少女被姦殺 ─ 家人欲討還公道 ─ 網絡民意激盪 ─ 新聞封鎖導致不實傳言激化事態 ─ 官權掩蓋包庇和推卸責任 ─ 最後不了了之。
其次，事件起因看似偶然，實乃越演越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近年來大規模官民衝突的頻繁爆發，絕非少數壞人煽動的結果，而是官權的長期霸道和欺民太甚的結果。官權製造了太多的社會不公和壓抑已久的民怨，但中國現行體制又不可能提供制度性的釋放渠道。
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有輿論救濟；沒有司法獨立，也不可能有法律救濟；上訪這一行政救濟制度，早已名存實亡。在喊寃無路、告狀無門和上訪無效的困境下，正當權益嚴重受損的民眾，只能走上體制外抗爭之路。所以，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小衝突，才能釀成數萬人抗議的突然爆發。
再次，雖然中共官權仍然堅持新聞封鎖和掩蓋真相，但網絡時代的到來讓官權的封鎖失效，近些年，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發生後，總是最先現身於網絡。而官方的封鎖帶來的網絡效應，恰恰與官方意願相反。凡是由網絡最先曝光的官民衝突事件，必然是民間版本的廣泛流傳和對官方版本的極端不信任，群情激憤的網絡民意向官權發出抗議和要求真相。
權利意識逐漸覺醒
這說明，今日中國的民間，不再是馴順的羔羊，他們對霸道上癮的官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也不再是「不明真相」、「易受煽動」的群氓，他們對欺騙成性的官權保持高度的警覺。結果是，一面是官權的統治效力日趨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懾力也大不如前；另一面是民間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和維權活動的不斷高漲。
所以，類似「甕安事件」的民間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的意志為轉移，即不是當權者想不想要民間動員或民間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民間動員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大爆發，由此起彼伏的分散反抗彙集成全民動員的反抗。
「六四」十九年來，獨裁政權主導的跛足改革，不斷地積蓄着民間的怨恨及其不信任，也刺激着民間的政治參與熱情。當社會的公正飢渴一直得不到滿足或緩解，當民間的正當訴求和政治參與熱情一直被剛性壓制，事實上就已經為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一旦因某個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開缺口，很可能演化為迅速席捲全中國的參與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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