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

今天意外地偷看了你的xanga,忍不住哭了

每一次知道你如斯難過傷心,我也很不好過

有時想,如果可以為你做一些事,可以令你快樂一點便好了

別說對不起,我想我是明白的

在我心裏,你已經對我夠好了,已經很珍惜我了

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遇到比你更珍惜我的人

不過這於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我珍惜的,我關心的,是現在的一切

我只是想,至少,讓我和你一起走過這些難過的日子吧

我不知道可以走下去的路還有多遠,甚至不清楚你願不願意嘗試走下去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我們真要countdown,會不會有一天,我連喜歡的資格也失去

但此時此刻,我是很珍惜很珍惜的,也希望可以為未來很努力努力

其實,很想親口告訴你,每天的生活,一點一滴

說的,笑的,吃的,已經令我在心裏感動了微笑了

你也感動了微笑了麼?

感動和珍惜,未必是愛情,但這真的重要麼?

可以讓珍惜的人做微笑寶寶,好好的過日子

我便已經幸福了

7月7日

最近讀了梁文道的一篇文章,對"學術"有很多感受和思考

梁文道：讓學術的歸學術 

　　最近在看一本有關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文集，編者是英國的霍瓦德（Peter Hallward）。霍瓦德不只翻譯過巴迪烏的書，甚至還寫過專書向英語世界介紹這位法國大哲的思想，如此看來他跟巴迪烏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這本文集的導論里，霍瓦德卻提出了幾條非常核心的問題，假如答不好，巴迪烏的整個理論體系就要從根動搖了。這樣子為難好友，還算得上好友嗎？他是不是想徹底摧毀巴迪烏的學術生涯呢？

　　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于書末有巴迪烏的回覆，在這篇短文的開頭，巴迪烏如此形容霍瓦德:“這位不可多得的讀者、翻譯者、同伴和批評者，這位嚴苛而且溫柔的朋友。”

　　既是同伴又是批評者，不只嚴苛同時溫柔，這是種在當今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很難想像的關係。在我們這里，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難同時是狠批我的批評家；你如果真的欣賞我，又為什麼還要質疑我呢？

　　在過去幾個月里，中國學術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季廣茂教授的罵人事件了。事緣四川師範大學的鐘華教授在學術期刊上寫了一篇書評，季教授覺得那是對他學術生命的根本否定。於是氣往上衝，他一連在博客上發了13篇文章把鐘華說成是“低級下流”、“不擇手段”、“猙獰險惡”、“無知、橫蠻、無恥”的“屁眼教授”；那些粗話甚至還招呼到鐘華教授的家人身上了。於是季教授立刻從象牙塔里一躍成為舉國皆知的“粗話教授”，大家看笑話之余也不免要想，這到底是為什麼？

　　坦白講，鐘教授那篇書評看起來確實有點不懂行情，對他要談的文化研究掌握得不太全面；但起碼他懂行規，行文下筆縱然不算客氣，可也不逾規矩。為什麼季教授要發這麼大的火，斯文掃地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事要不是發生在現在，遲早也要發生在不久的將來；要不是發生在季教授身上，遲早也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因為孕育整件事的土壤早已存在，其中的病根早已深植。整套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術討論規則並沒有徹底移民到中國來，而我們原有的那種一看文章就要推斷作者“不可告人”的用心與動機的閱讀方法卻從未離開。

　　霍瓦德對好友的坦率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性格無私，巴迪烏對老友的誠懇回應也不是他的胸襟廣闊，其實他倆的這種交往方式根本來自于現代學術遊戲的規則。從前我看“某某教授榮休紀念文集”之類的書，總見其門人友好不住獻媚稱美。後來讀到一些評介外國大師的同類文選，卻發現那些撰文的同行和學生竟往往毫不客氣地炮火全開，甚有欺師滅祖的意思，很是不解。於是有朋友點醒我，說這才叫真正的尊重。想想看，如今圖書出版多如恆河沙數，隨便一塊街招掉下來都能砸死三個大學教授。你若不是很重要，又有誰會花功夫刻意批評你呢？批評一個人正表示他是某種學問發展上的界碑，後人不超越他則再無寸進。難怪那些被人罵了個透的大師最後還總要客客氣氣地在文集結尾來一篇“回覆我的批評者”，銘感大家的厚愛了。

　　沒錯，學術語言是種很虛偽的語言。如果一位學者在書里說自己“沒有辦法明確解決”一個重大問題，他的意思大概是“但我始終要出版一些東西吧”；如果他在文章里使用“人們都知道……”這樣的表述方式，他真正想說的其實是“我認為……”

　　學術界更是一個勾心斗角、競爭殘酷的小世界。一篇惡評不只可以毀掉一本花了多年心血的論著，甚至還能毀掉作者升級的希望乃至整個學術生涯。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戴著假惺惺的面具，說著人人都看穿的套話呢？我們為什麼不幹脆痛擊一個批評者，罵他:“你懂個屁！就憑你這三腳貓功夫就能幹掉我！”

　　學術論爭往往依循兩種不同的理想模式來淨化自己。一種類似于羅爾斯（John Rawls）描述的“無知之幕”，大家假裝不知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放下所有個人的情緒，“客觀”地為了抽象的原則而辯。另一種則類似于哈貝馬斯（Jiirgen Habermas）所說的“理想溝通情境”，大家承認自己個人的利益和價值取向，但只以最能普遍化的那些價值來說服別人，或者被最能普遍化的道理說服，其余一切皆需抑止。

　　所以我們才會在文章里看到作者不說“我”，卻自稱“筆者”、“吾人”或者“我們”。這是種試圖在理性討論里徹底剝離個人身份的努力，仿佛我的背景、地位和任何私心全都在這一刻消失了。在這一刻，我們只是服從于抽象原則的理想對話者。這種虛偽是必要的，因為它從根本上維持了學術界的存在。

　　就連批判學術界潛規則最力、揭析其權力運作機制最細的已故社會學大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曾指出這種種看似虛偽的學術常規反而是學術界得以自律、得以相對獨立于其他權力場域的基礎之一。假如我們不再依循這些規則，豈不是能更赤裸裸地以其他力量攫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我們不相信學術發表和評審的機制是客觀的，不接受學術討論自有其理性基礎，那麼一個占據高位的人不就能夠隨意弄掉他不喜歡的人了嗎？有一層偽裝，至少還有點程序的保障吧。

　　而且，只有跟隨規則的學術討論才是有成果的，才是能發展的。學者賀照田曾經痛陳幾年前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爭沒有帶來重要的理論、影響，也沒有深化我們對中國前途的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家很快就越出了理想情境和個人身份的界限。他說:“……不見得同意對方的理論立場，但卻認真對待對方問題的爭論方式，是我在爭論開始時特別期待的。但實際爭論的展開和持續的樣態讓關注者吃驚，因為爭論很快變成了對對方道德的猜測，對論據的吹毛求疵和對論點的斷章取義的攻擊。”簡單地說，原本同行間的討論成了派別間意氣之爭，學術因而不再是學術了。

　　常常有人抱怨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底下，學術不得獨立。不過，我們是不是也該想想，當你動不動就無限上綱地說人別有用心，甚至後頭有利益集團撐腰時，你是否就先已斷送了學術獨立的生命呢？